中国皮影戏的根在陕西：陕西皮影看华州！

中国皮影戏的根在陕西：陕西皮影看华州！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和人们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传统皮影戏日渐衰微，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中，陕西仍涌现出以汪天稳、魏金全、薛宏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有情怀的皮影艺术家，由于他们的执着和坚守，陕西皮影戏至今愈发鲜艳夺目。

中国皮影戏，自北宋始称之为“影戏”“影子戏”“灯影戏”等，北宋前淹没于弄影巫术、傀儡杂戏之中，无统一称谓，其源于何时何地，学界虽无确论，但普遍认为中国皮影戏的发源地在陕西。清末文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言：“陕西皮影戏历史悠久，西安则是中国皮影戏的发源地。”现代著名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影戏——故都百戏之四》言：“因西安建都数百年，玄宗又极爱提倡美术，各种技艺由陕西兴起者甚多，则影戏始于此亦在意中。”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中国影戏史略及其现状》言：“中国皮影戏之发源地为陕西，自周秦两汉及至隋唐，当皆以此地最盛。”陕西渭南华州、华阴一带，一直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汉妃抱子窗前耍，巧剪桐叶照窗纱。文帝治国安天下，制乐传入百姓家。”2000多年前源于宫女们不经意间的剪树叶、弄窗影游戏，后来竟发展为一种教化艺术，至今还让陕西人引以为傲。业界亦有“世界皮影看中国，中国皮影看陕西，陕西皮影看华州”之说。

学界关于中国皮影戏起源的时间之说印证了中国皮影戏源于陕西。目前学界关于皮影戏起源时间有4种说法，即“周代说”“汉代说”“唐代说”“宋代说”，其中前3种与长安（今陕西西安）密切相关，足见陕西作为中国皮影戏源头的显赫地位。“周代说”所依之据为“客为周君画荚者”故事，出自《韩非子·外诸说左上三十二》，说的是某画家为周代君王作荚（荚，即草木类果实的外皮）画，此画只能对着早上的阳光才能看清楚，这种“借光看荚”的方式，被认为具备了后来影戏的某些元素。“汉代说”所依之据是方士李少翁借弄影巫术，为汉武帝亡妃李夫人招魂，致其起死回生于帷幕之上，以取悦于汉武帝的故事，班固《汉书》、司马迁《史记》、晋王嘉《拾遗记》等对此均有记载，（宋）高承《事物纪原》据此认为“由是世间有影戏”。“唐代说”所依之据是佛教寺院中盛行的“俗讲”活动，传经时，有说有唱，并配以绘制的图画（变相）来解释教义，卷动画册，画面变换，被认为已经非常接近后来的影戏了。至于“宋代说”，其依据是现有宋代古籍文献对当时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影戏突然繁盛之况的记载。“影戏”一词自北宋仁宗始陆续见诸笔记野史，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极其珍贵的史料。但宋代影戏的“突然”繁荣，恰恰说明其源头并不在宋，许多学者认为它应有一个培育期，根据现有史料来看，这个培育期显然在汉唐之间，长安是当时的都城，是汉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故培育之地非陕西莫属。

学界关于皮影戏传播途径之说，为影戏起源于陕西提供了佐证。尽管北宋都城汴梁为现有文献记载的影戏最早出现之地，但与全国其它地方一样，该地此前并无影戏存在的文献记录，故许多学者推断汴梁影戏应为陕西影戏艺人进京谋生和献艺的结果。齐如山《影戏——故都百戏之四》言：“汴京之影戏即由长安流传而来，言颇近理，因二地不但距离不为甚远，交通尽有频繁可能，更以其为帝都所在，凡百技莫不趋之，都城既由西安而汴京，影戏当随之而去……”金兵攻陷汴梁后，北宋灭亡，一部分影戏艺人被金兵押解北上祖地，影戏随着北归的金兵，沿路传到山西、河北、黑龙江、辽宁一带；另一部分影戏艺人则随宋室南渡，落脚南宋都城临安（杭州），继而在湖南、湖北、广东、安徽、江苏等南方各地发展起来；还有一部分影戏艺人为了躲避战乱，向西迁徙，足迹遍布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川一带。影戏在传播过程中，与流布地民风民俗、方言俚语、地方戏曲等相结合，逐渐演变成具有各地特点的声腔语音、弄影形式、伴奏风格和影偶样态，成为当地民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北宋之前陕西虽无影戏文献记载，但其踪迹在作为都城的长安并非无迹可觅，一些文学作品还是留下了显著的印记。晚唐五代诗人韦庄“晓傍柳阴骑竹马，夜隈灯影弄先生”（《涂次逢李氏兄弟感旧》）之诗句，有学者认为这是作者对儿时骑竹马、耍纸人（弄先生）趣事之回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长恨歌》和同时代小说家陈鸿的《长恨歌传》，均描写了一位道士索魂上天寻找杨贵妃之事。此事发生在安史之乱之后，杨贵妃已在马嵬坡兵变中被赐死，玄宗自蜀归来，思贵妃心切，“适有道士自蜀而来”“自言有李少君之术”“能以精诚致魂魄”“玄宗大喜，命致其神”，于是，道士腾云驾雾、上天入地，最终在海上仙山找到了杨贵妃，不仅带回了贵妃给玄宗的信物金钗，而且还带回了一段只在贵妃与玄宗之间珍藏的盟誓。这段超现实描写，与方士为汉武帝招李夫人亡魂之弄影巫术何其相似，但史书并无记载，有学者认为这是道士给唐玄宗表演的一场影戏。唐代长安有影戏，可见一斑。

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影戏的形成，至少是弄影、说唱、故事、影偶4种相关艺术形式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在陕西这块文化沃土上渐渐合流而成的，它们相互借鉴、不断融合，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周代“画荚者”寓言，充其量是一种“借光显影”技术，它有光、有影（荚画）、有亮窗（豆荚外皮），可视为影戏的因子。秦汉以来的“弄影招魂”巫术为影戏的产生提供了“借灯弄影”的技术支持，是周代“借光显影”技术的延续和升级版，使得后来叫做“影戏”的这门艺术首次有了弄影者（签手），可视为影戏的胚胎。隋唐时期佛教僧人“俗讲”传经，将“弄影”发挥到极致，他们一方面借助某种装置的透光效果，充分彰显蕴意极深的佛光、佛影；另一方面将“弄影”与“说唱”有机结合，为影戏产生提供了基本的表现形态，即“弄影+说唱+伴奏”，可视为影戏的雏形。随着唐传奇的发展，影戏有了赖以说唱的故事依托，题材上遂摆脱了宗教束缚，糅合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间文学，内容逐渐世俗化、生活化，唱腔上逐渐向地方戏靠拢，使得这门“崭新”的古老艺术至少在唐代就已成熟，可视为影戏的诞生。至此，随着朝代的更迭，中国政治中心先后东移开封、南迁杭州，北上北京，影戏随之漂移，进京献艺，流布四方。至于影偶制作水平，虽无文献记载，但相关出土文物已表明，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已在皮革上镂花；南北朝时，剪纸艺术已经相当成熟；到了唐代，皮革镂花已用于服饰用品。南北朝人们过人胜节时“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于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晋人董勋《答问礼俗》），唐代亦有“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李商隐《人日》）之习俗，这些都可从侧面佐证汉唐时期长安纸偶、皮偶手工制作已有较高水平。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影戏始终伴随着政治风云起起落落，陕西影戏也不例外，但其顽强的生命力，使得它始终能够不失时机地焕发出生机，迎接新的发展机遇。清代陕西甚至出现了专为皮影戏创作剧本的作家群。20世纪40年代，陕甘宁等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通过利用和改造传统影戏来宣传革命道理，鼓舞人民的斗志，相继推出了一批新编历史大本戏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剧，在中国皮影戏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和人们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传统皮影戏日渐衰微，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中，陕西仍涌现出以汪天稳、魏金全、薛宏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有情怀的皮影艺术家，由于他们的执着和坚守，陕西皮影戏至今愈发鲜艳夺目。

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在周秦汉唐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得天独厚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国皮影戏，成就了陕西皮影戏在中国皮影戏发展史上的源头地位和独特作用，是见证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活态展示，中国皮影的根在陕西，当无疑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执行主任、文学院原党委书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