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艾伟小说《过往》塑造“另类”母亲
2022-09-27 10:21:43 来源:中国新闻网
著名作家艾伟小说《过往》塑造“另类”母亲,这部小说里母亲的形象来自我一位朋友的讲述。她是一位极具喜剧天赋的演员,有一次她说起自己的母亲,原本是当做笑话讲的。但讲到最后,她号啕大哭,真是她的哭打动了我。
不久前,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著名作家艾伟的小说《过往》榜上有名。
这是艾伟近年来的重要作品之一。它讲述了一位“另类”母亲的故事。艾伟说,这部小说的出发点,就是塑造这位与众不同的母亲。
迄今为止,艾伟已经创作了多部小说,有长篇小说《风和日丽》《爱人同志》《南方》等,最新作品为中篇小说《过往》和长篇小说《镜中》。他的作品曾获得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对如何品味一部小说,艾伟也有心得:作为阅读者,最好的方法是放下一切观念,把小说人物当成自己的亲友,不要从唯一的维度评判它,“文学是一个立体、多面的生命。当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刺穿庞大而坚固的观念堡垒时,小说就可以将无限活力和可能性归还给生活”。
互联网时代,纯文学如何借助网络的力量,做到雅俗共赏?艾伟觉得,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作家和作家各不相同,差异巨大,有一些作家可以做到雅俗共赏,有些不能。”
他认为,像托尔斯泰、司汤达的小说应该可以称得上雅俗共赏,但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的作品可能就不是。“作为文学世界来说,每一位作家都有存在的理由。有没有广泛读者是作家命运的一部分。”
中新网:小说《过往》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艾伟:《过往》讲述一位“另类”母亲的故事,一个在我们现有的文学描述中极为少见的母亲。
母亲的形象在我们的文化谱系中是一种神格化的存在。母亲这个词自带光环,代表着仁慈、奉献、宽容和爱等美德。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母亲个性各不相同,也不是都那么完美。
小说写作要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这部小说的出发点就是想塑造这位与众不同的母亲。我觉得小说家还是要贡献人物,多年后,关于故事读者或许会忘记,但会记住小说里的人物。
艾伟:这部小说里母亲的形象来自我一位朋友的讲述。她是一位极具喜剧天赋的演员,有一次她说起自己的母亲,原本是当做笑话讲的。但讲到最后,她号啕大哭,真是她的哭打动了我。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种缘于血缘的曲折的表达方式非常动人,粗暴里深藏着爱,特别有张力。
当然现在小说的故事和朋友的故事完全不同,小说世界带着小说家个人的生命感悟以及对人的理解。小说和真实生活之间有差别,比生活更有深度和情感,也更具戏剧性。
中新网:您的新长篇《镜中》于今年上半年发表和出版。完成《镜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艾伟:《镜中》真正开始构思是在2017年,如我在后记中所讲,《镜中》也受到了我国外一位朋友个人遭遇的启发。
在感受到他的悲痛的同时,我深感无助,同时思考,人在面对生命的“无常”之后,如何安顿我们的内心以及如何同世界相处,同我们的内心相处。
灵感真正来临是在2020年下半年,我早上起来看到镜中的自己,突然想到一个在文本内部隐藏着多重镜像的结构,一个由镜像构筑起来的人生迷宫,并由此衍生出多重阐释的可能性。 我探讨了人们经常感受到的“无常”感,同时试图找到我们中国人的内心语言,即中国人如何解决我们自己的精神问题,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和西方给我们的方法完全不同。因此《镜中》某种意义上是致敬我们东方文化的一部小说。
中新网:您创作颇丰,被视为先锋文学之后的代表作家之一。不论体裁,一部文学作品想要得到读者的认可,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艾伟:作家和读者的关系非常复杂。我想每一位作家都希望有广泛的读者,一部作品被读者阅读实际是赋予作品第二次生命,因为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生命经验读出作家不曾想过的意义。
但作家写作时,肯定是因为他想表达,想向这个世界表达他的发现和理解,表达他的困惑甚至无知,这是写作的出发点。
读者比作家想象的要聪明,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趣味,作家不要自作聪明为读者配方,以为这些配方就可以得到读者的认可。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读者喜欢有真情实感的作品。
中新网:一部作品,读者的评价往往见仁见智。如何看待读者的评价?
艾伟:读者很聪明,但时代的风尚也确实会塑造读者的趣味。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和过去的文学相对宽容,很少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故事以及人物。
比如像《包法利夫人》《红与黑》这样的作品,我很少看到读者举起道德大旗加以挞伐,但对当下中国作家写的作品,往往会对故事和人物用道德的方式加以评判。总之,我觉得这有点双标。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道德的悬置地带。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像王熙凤这样的人物,其实身上有命案,但我们都接受王熙凤这一形象,对她的悲剧甚至是同情的,会对她有怜悯之感。这个人物如果出现在今天作家的笔下,我不知道读者是否还会这么宽容地接受她。 所以,时间相当重要。人某种程度上是观念动物,我觉得观念过强的阅读并非好事,同样观念过强的写作也是写作的大敌。
中新网:有一部分文学作品,可能读者初读会有“读不懂”的感觉,但业内评价很高。那么作为写作者,创作时有没有办法弥合这种看似割裂的现象?
艾伟:自现代主义文学以后,文学开始向人的精神世界掘进,二十世纪以来最新的观念、思想和方法让小说的视点不再只关注人间表面生活,同样关注人的内宇宙。
同古典小说时期比,小说似乎变得更为专业了。这种“专业性”确实会拒绝一批读者进入小说,会有“读不懂”之感。如卡夫卡这样的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之后的很多写作者都从他的写作中得到启发,但我觉得他不会是一个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作家。
世情小说是中国文学一个悠久的传统,中国作家特别擅长描写鸡飞狗跳、人间烟火的生活,中国读者也喜欢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小说。但我个人觉得,小说里的经验需要经过辨析,要有所发现,小说要写出未经命名的经验,这个经验当然需要获得读者共鸣。
但这种共鸣有公共意义上的,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有些读者对作家书写的经验有感,有些读者则无感。这完全取决于读者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我才说读者会赋予小说第二次生命。
即便是同一位读者,随着阅历的增加,读同样一部作品感受会完全不同。对作者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把一切交给时间。时间是最伟大的鉴赏者。
这是艾伟近年来的重要作品之一。它讲述了一位“另类”母亲的故事。艾伟说,这部小说的出发点,就是塑造这位与众不同的母亲。
迄今为止,艾伟已经创作了多部小说,有长篇小说《风和日丽》《爱人同志》《南方》等,最新作品为中篇小说《过往》和长篇小说《镜中》。他的作品曾获得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对如何品味一部小说,艾伟也有心得:作为阅读者,最好的方法是放下一切观念,把小说人物当成自己的亲友,不要从唯一的维度评判它,“文学是一个立体、多面的生命。当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刺穿庞大而坚固的观念堡垒时,小说就可以将无限活力和可能性归还给生活”。
互联网时代,纯文学如何借助网络的力量,做到雅俗共赏?艾伟觉得,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作家和作家各不相同,差异巨大,有一些作家可以做到雅俗共赏,有些不能。”
他认为,像托尔斯泰、司汤达的小说应该可以称得上雅俗共赏,但博尔赫斯和卡夫卡的作品可能就不是。“作为文学世界来说,每一位作家都有存在的理由。有没有广泛读者是作家命运的一部分。”
中新网:小说《过往》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艾伟:《过往》讲述一位“另类”母亲的故事,一个在我们现有的文学描述中极为少见的母亲。
母亲的形象在我们的文化谱系中是一种神格化的存在。母亲这个词自带光环,代表着仁慈、奉献、宽容和爱等美德。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母亲个性各不相同,也不是都那么完美。
小说写作要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这部小说的出发点就是想塑造这位与众不同的母亲。我觉得小说家还是要贡献人物,多年后,关于故事读者或许会忘记,但会记住小说里的人物。
艾伟:这部小说里母亲的形象来自我一位朋友的讲述。她是一位极具喜剧天赋的演员,有一次她说起自己的母亲,原本是当做笑话讲的。但讲到最后,她号啕大哭,真是她的哭打动了我。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种缘于血缘的曲折的表达方式非常动人,粗暴里深藏着爱,特别有张力。
当然现在小说的故事和朋友的故事完全不同,小说世界带着小说家个人的生命感悟以及对人的理解。小说和真实生活之间有差别,比生活更有深度和情感,也更具戏剧性。
中新网:您的新长篇《镜中》于今年上半年发表和出版。完成《镜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艾伟:《镜中》真正开始构思是在2017年,如我在后记中所讲,《镜中》也受到了我国外一位朋友个人遭遇的启发。
在感受到他的悲痛的同时,我深感无助,同时思考,人在面对生命的“无常”之后,如何安顿我们的内心以及如何同世界相处,同我们的内心相处。
灵感真正来临是在2020年下半年,我早上起来看到镜中的自己,突然想到一个在文本内部隐藏着多重镜像的结构,一个由镜像构筑起来的人生迷宫,并由此衍生出多重阐释的可能性。 我探讨了人们经常感受到的“无常”感,同时试图找到我们中国人的内心语言,即中国人如何解决我们自己的精神问题,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和西方给我们的方法完全不同。因此《镜中》某种意义上是致敬我们东方文化的一部小说。
中新网:您创作颇丰,被视为先锋文学之后的代表作家之一。不论体裁,一部文学作品想要得到读者的认可,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艾伟:作家和读者的关系非常复杂。我想每一位作家都希望有广泛的读者,一部作品被读者阅读实际是赋予作品第二次生命,因为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生命经验读出作家不曾想过的意义。
但作家写作时,肯定是因为他想表达,想向这个世界表达他的发现和理解,表达他的困惑甚至无知,这是写作的出发点。
读者比作家想象的要聪明,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趣味,作家不要自作聪明为读者配方,以为这些配方就可以得到读者的认可。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读者喜欢有真情实感的作品。
中新网:一部作品,读者的评价往往见仁见智。如何看待读者的评价?
艾伟:读者很聪明,但时代的风尚也确实会塑造读者的趣味。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和过去的文学相对宽容,很少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故事以及人物。
比如像《包法利夫人》《红与黑》这样的作品,我很少看到读者举起道德大旗加以挞伐,但对当下中国作家写的作品,往往会对故事和人物用道德的方式加以评判。总之,我觉得这有点双标。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道德的悬置地带。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像王熙凤这样的人物,其实身上有命案,但我们都接受王熙凤这一形象,对她的悲剧甚至是同情的,会对她有怜悯之感。这个人物如果出现在今天作家的笔下,我不知道读者是否还会这么宽容地接受她。 所以,时间相当重要。人某种程度上是观念动物,我觉得观念过强的阅读并非好事,同样观念过强的写作也是写作的大敌。
中新网:有一部分文学作品,可能读者初读会有“读不懂”的感觉,但业内评价很高。那么作为写作者,创作时有没有办法弥合这种看似割裂的现象?
艾伟:自现代主义文学以后,文学开始向人的精神世界掘进,二十世纪以来最新的观念、思想和方法让小说的视点不再只关注人间表面生活,同样关注人的内宇宙。
同古典小说时期比,小说似乎变得更为专业了。这种“专业性”确实会拒绝一批读者进入小说,会有“读不懂”之感。如卡夫卡这样的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之后的很多写作者都从他的写作中得到启发,但我觉得他不会是一个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作家。
世情小说是中国文学一个悠久的传统,中国作家特别擅长描写鸡飞狗跳、人间烟火的生活,中国读者也喜欢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小说。但我个人觉得,小说里的经验需要经过辨析,要有所发现,小说要写出未经命名的经验,这个经验当然需要获得读者共鸣。
但这种共鸣有公共意义上的,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有些读者对作家书写的经验有感,有些读者则无感。这完全取决于读者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我才说读者会赋予小说第二次生命。
即便是同一位读者,随着阅历的增加,读同样一部作品感受会完全不同。对作者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把一切交给时间。时间是最伟大的鉴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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