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主持刻制《熹平石经》见证书法的革新时代
2022-10-11 22:40:39 来源:中国新闻网
蔡邕主持刻制《熹平石经》见证书法的革新时代,《熹平石经》全部采用隶书书写,属今文经学,为官方所推崇。到了曹魏正始二年(241年),当时的朝廷为了平衡今古文经学,下诏再次刻经。
从汉末至魏晋,书法迎来了转折与革新的大时代。盛行了四百年之久的隶书走向巅峰,草、行、楷等新的书体则从隶书中脱胎并日臻成熟,诸多书法名家接踵而至。从传世的碑帖之中,我们得以感受到三国时代的文脉悠悠。
东汉末年,汉隶八分书正盛,最负盛名的书家是蔡邕。蔡邕,字伯喈,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南)人。他博学多才,书法隶篆皆工,且好辞章、术数、天文、音律,是一位全才。蔡邕在书法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主持刻制了《熹平石经》。
两汉独尊儒术,天下读书人均以研习儒家经典为要义。但在东汉,儒学经典只能依靠手抄来传播,难免出现讹误与曲解。汉灵帝时,担任议郎的蔡邕发现,学子们手中的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
熹平四年(175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与韩说、太史令单飏等,联名向灵帝提案,奏请正定“六经”文字。灵帝很快批准了这项提案,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浩大的刻经工程就此展开。
此次刻经由蔡邕主持,选定《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儒家经典正本,据《后汉书》载,这些经籍先由蔡邕书丹(用朱砂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编者注),再由工匠刻石。不过据如今流传的残石文字来看,字体不像出自同一人,书丹可能由蔡邕与多人合作完成。其文字是标准的八分隶书,字体方正,沉稳大气。
据载,石经共刻碑46座,每碑宽约1.4米,高约3米,全部碑文约20万字。刻经工作从熹平四年一直持续至光和六年(183年),历时9年方完工。石经刻成后,被立于京师洛阳开阳门外太学(遗址在今河南省偃师市佃庄镇)讲堂东侧,供天下士子誊抄校正。石经的刊刻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史载“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石经成为天下学子的“标准教科书”。因为石经刻于熹平年间,故称《熹平石经》。
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今文经学专讲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注重训诂复古。《熹平石经》全部采用隶书书写,属今文经学,为官方所推崇。到了曹魏正始二年(241年),当时的朝廷为了平衡今古文经学,下诏再次刻经。此次刻经仅刻《尚书》《春秋》与部分《左传》,共35座碑(一说25座),每碑高2米,宽近1米,立于太学讲堂西侧,是为《正始石经》。
与《熹平石经》不同的是,此次刻经同时采用篆文、古文、隶书3种字体书写,篆文即秦小篆,古文即秦之前所用古字,又称“蝌蚪文”。因此这一系列碑刻又叫“三体石经”。《正始石经》的书写者,有邯郸淳、卫觊、嵇康诸说,王国维等学者认为应为曹魏书法家多人书写。
《熹平石经》与《正始石经》自刊立于洛阳后,便屡遭战乱损毁。董卓焚烧洛阳,太学荒废,《熹平石经》开始受到破坏。北魏之初,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竟取石经为建筑石料。东魏时期,权臣高澄将两部石经迁往邺城,但途中至河阳(今河南孟州)逢河岸崩塌,部分石碑坠入水中,至邺城已不到半数。隋朝定都长安,又将《熹平石经》迁往长安,其间多有遗失损毁,有的石经甚至被用去当作础柱。到了唐太宗时,魏征收集残存的两部石经,已是十不存一。
民国至今,陆续有石经残石出土,散佚各处。据统计,如今《熹平石经》残石共存9000余字,散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西安碑林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等地。《正始石经》残石共存2500余字,散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洛阳博物馆等地。
三国魏的书法家,钟繇可谓首屈一指。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钟繇的书法体现着隶书到楷书的过渡,被后世尊为“楷书之祖”。张怀瓘《书断》评价他的书法:“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其真迹至东晋时已亡佚,后世所见钟繇书法多为临摹,现传世有“五表”——《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调元表》《力命表》。
《贺捷表》又名《戎路表》,记载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兵败襄樊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钟繇受魏讽谋反案牵连,遭免官在家,闻听捷报,即向魏王曹操上此表。钟繇在表中盛赞了征南将军曹仁在此次战事中的表现,也嘲讽了魏国的两名叛臣傅方、胡修死有应得。此表是楷书,但还保留较浓的隶书笔意,字形多呈扁方,横画、撇画、捺画伸展得很长。
《宣示表》作于曹丕代汉称帝后,时钟繇已复出为廷尉,表中内容是钟繇劝说曹丕接纳吴主孙权的投降。《宣示表》从书法角度来看是一幅成熟的楷书作品,点画遒劲而显朴茂,字体宽博而多扁方,为后世书家所推崇。
《宣示表》原帖早已亡佚,但有宋刻原石传世。相传《宣示表》曾由王导送给堂侄王羲之,王羲之临有摹本。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将王羲之摹《宣示表》刻成石。2009年,这件宋刻《宣示表》原石在一场拍卖会上亮相,被首都博物馆购入馆藏。石背面还发现有清代画家金农刻写的题跋。一方石头上竟然凝结了这么多名人的印记,可谓异常珍贵。(成长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中国青年报2022年10月11日11版)
从汉末至魏晋,书法迎来了转折与革新的大时代。盛行了四百年之久的隶书走向巅峰,草、行、楷等新的书体则从隶书中脱胎并日臻成熟,诸多书法名家接踵而至。从传世的碑帖之中,我们得以感受到三国时代的文脉悠悠。
东汉末年,汉隶八分书正盛,最负盛名的书家是蔡邕。蔡邕,字伯喈,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南)人。他博学多才,书法隶篆皆工,且好辞章、术数、天文、音律,是一位全才。蔡邕在书法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主持刻制了《熹平石经》。
两汉独尊儒术,天下读书人均以研习儒家经典为要义。但在东汉,儒学经典只能依靠手抄来传播,难免出现讹误与曲解。汉灵帝时,担任议郎的蔡邕发现,学子们手中的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
熹平四年(175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与韩说、太史令单飏等,联名向灵帝提案,奏请正定“六经”文字。灵帝很快批准了这项提案,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浩大的刻经工程就此展开。
此次刻经由蔡邕主持,选定《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儒家经典正本,据《后汉书》载,这些经籍先由蔡邕书丹(用朱砂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编者注),再由工匠刻石。不过据如今流传的残石文字来看,字体不像出自同一人,书丹可能由蔡邕与多人合作完成。其文字是标准的八分隶书,字体方正,沉稳大气。
据载,石经共刻碑46座,每碑宽约1.4米,高约3米,全部碑文约20万字。刻经工作从熹平四年一直持续至光和六年(183年),历时9年方完工。石经刻成后,被立于京师洛阳开阳门外太学(遗址在今河南省偃师市佃庄镇)讲堂东侧,供天下士子誊抄校正。石经的刊刻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史载“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石经成为天下学子的“标准教科书”。因为石经刻于熹平年间,故称《熹平石经》。
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今文经学专讲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注重训诂复古。《熹平石经》全部采用隶书书写,属今文经学,为官方所推崇。到了曹魏正始二年(241年),当时的朝廷为了平衡今古文经学,下诏再次刻经。此次刻经仅刻《尚书》《春秋》与部分《左传》,共35座碑(一说25座),每碑高2米,宽近1米,立于太学讲堂西侧,是为《正始石经》。
与《熹平石经》不同的是,此次刻经同时采用篆文、古文、隶书3种字体书写,篆文即秦小篆,古文即秦之前所用古字,又称“蝌蚪文”。因此这一系列碑刻又叫“三体石经”。《正始石经》的书写者,有邯郸淳、卫觊、嵇康诸说,王国维等学者认为应为曹魏书法家多人书写。
《熹平石经》与《正始石经》自刊立于洛阳后,便屡遭战乱损毁。董卓焚烧洛阳,太学荒废,《熹平石经》开始受到破坏。北魏之初,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竟取石经为建筑石料。东魏时期,权臣高澄将两部石经迁往邺城,但途中至河阳(今河南孟州)逢河岸崩塌,部分石碑坠入水中,至邺城已不到半数。隋朝定都长安,又将《熹平石经》迁往长安,其间多有遗失损毁,有的石经甚至被用去当作础柱。到了唐太宗时,魏征收集残存的两部石经,已是十不存一。
民国至今,陆续有石经残石出土,散佚各处。据统计,如今《熹平石经》残石共存9000余字,散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西安碑林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等地。《正始石经》残石共存2500余字,散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洛阳博物馆等地。
三国魏的书法家,钟繇可谓首屈一指。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钟繇的书法体现着隶书到楷书的过渡,被后世尊为“楷书之祖”。张怀瓘《书断》评价他的书法:“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其真迹至东晋时已亡佚,后世所见钟繇书法多为临摹,现传世有“五表”——《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调元表》《力命表》。
《贺捷表》又名《戎路表》,记载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兵败襄樊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钟繇受魏讽谋反案牵连,遭免官在家,闻听捷报,即向魏王曹操上此表。钟繇在表中盛赞了征南将军曹仁在此次战事中的表现,也嘲讽了魏国的两名叛臣傅方、胡修死有应得。此表是楷书,但还保留较浓的隶书笔意,字形多呈扁方,横画、撇画、捺画伸展得很长。
《宣示表》作于曹丕代汉称帝后,时钟繇已复出为廷尉,表中内容是钟繇劝说曹丕接纳吴主孙权的投降。《宣示表》从书法角度来看是一幅成熟的楷书作品,点画遒劲而显朴茂,字体宽博而多扁方,为后世书家所推崇。
《宣示表》原帖早已亡佚,但有宋刻原石传世。相传《宣示表》曾由王导送给堂侄王羲之,王羲之临有摹本。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将王羲之摹《宣示表》刻成石。2009年,这件宋刻《宣示表》原石在一场拍卖会上亮相,被首都博物馆购入馆藏。石背面还发现有清代画家金农刻写的题跋。一方石头上竟然凝结了这么多名人的印记,可谓异常珍贵。(成长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中国青年报2022年10月11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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