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收藏家罗伯昭捐赠展：系统展示穿越时空的钱币文化！

　　钱币收藏家罗伯昭捐赠展：系统展示穿越时空的钱币文化！罗伯昭集币不仅求品种、数量，重珍品，更重古币知识的提高，每当收集到前所未有的品种，他都要翻阅古籍考证，查找新来者的有关材料，对历史的深入研究，让罗伯昭比别人更能慧眼识珠，因此有缘将北宋珍稀币“建国通宝”收入囊中。

　　战国时期的布币、王莽第一次币制改革时发行的钱币、“建炎元宝”篆书钱……今年是国家博物馆建馆110周年，在国博143万余件藏品中，有一些来自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慷慨捐赠，罗伯昭便是其中杰出代表。8月正在该馆举办的“薪火赓续——罗伯昭捐赠展”，系统展示了穿越时空的钱币文化。

　　罗伯昭，曾名文炯，号沐园，四川巴县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钱币学家、钱币收藏家。1957年至1965年间，罗伯昭先后将其收藏的一万五千余件文物捐赠给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包括古代历朝的布、刀、泉、元宝、通宝、重宝等各种造型和面值的铸币，近代的银元、元、纪念币，革命根据地的布币、银币、铜币、纸币，乃至各大洲不同地区的金币、银币、镍币、纸币等。

　　这里要多说一句，泉是古代钱币的名称，意为货币如泉水一样流通不息。王莽篡夺刘氏汉朝天下当权后，因“钱”“铢”等字之“金”旁犯忌讳，故正式以“泉”代“钱”，因此钱币收藏界也常常被称为泉坛。清朝到了乾隆、嘉庆时期，逐渐兴起的金石考据学使得古钱学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历史钩沉之间，钱币收藏转手也自然多了起来。罗伯昭与方药雨、张叔驯并称近代“泉家三杰”，有“北方南张巴蜀罗”之美誉。

　　1899年8月19日，罗伯昭出生在重庆。他自幼聪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商科。上世纪二十年代，罗伯昭从做桐油贸易起家，从小商行到大工厂，还做起了跨国贸易，获利颇丰。抗战胜利后，举家迁到上海的罗伯昭在商界已颇具实力，不过其影响远不如他在中国古钱币收藏和研究上大。

　　从小，罗伯昭就对钱币格外上心，清末市面上还在流通内方外圆的小平钱，父母给小孩子几枚小钱做零花，罗伯昭总要细细研究一番，看到好的、有特点的就自己收好。上学之后临写字帖，他将古钱币上不同写法的繁体宝字临写在一张纸上，交给老师。老师也是一位钱币爱好者，一看他喜爱古钱，教育他要等到长大以后，有了一定经济条件时可以将收藏钱币作为一种爱好。

　　罗伯昭大学毕业后，对钱币收藏的热情随着经济实力的稳固而高涨起来。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在重庆做桐油生意时，先后结识了毛永庚、戴葆庭、蒋伯埙等钱币收藏家和诸多古玩店老板，其间陆续收购了戴葆庭鎏金“天策府宝”“乾封泉宝”、张文彬“大朝通宝”(银钱)“天圣元宝”(折二铁范)、陈仲壁“招纳信宝”(银质)等钱币珍品甚至孤品。有人为罗伯昭统计过，他花在购买钱币上的资费在两千万以上，有时甚至用几根金条买回一枚珍稀的小平钱。

　　到上世纪30年代末，罗伯昭已成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赫赫有名的泉界大家，与南方上海的张叔驯、北方天津的方药雨并驾齐驱，被誉为“巴蜀罗”。蒋伯埙评论说：“同好中以罗伯昭孜孜不倦，网致惟恐不及，且能折节下交、虚怀若谷、一洗末俗旧习，其志可嘉，其毅力弥足称也”。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钱币界先后在江浙、京津、辽东、四川等地掀起集藏、研究热潮，但规模较小，且持续时间较短。直至中国泉币学社成立，以其大规模、时间长、活动规范、人员阵容强大，成为最具权威的泉币研究社团。1940年5月，由罗伯昭与郑家相、王荫嘉等人联合倡议成立了中国泉币学社，社址设在罗伯昭宅邸。由年岁最长、德高望重的丁福保为社长、罗伯昭为副社长，并负责学社刊物《泉币》杂志的总编辑事宜。

　　罗伯昭集币不仅求品种、数量，重珍品，更重古币知识的提高，每当收集到前所未有的品种，他都要翻阅古籍考证，查找新来者的有关材料，对历史的深入研究，让罗伯昭比别人更能慧眼识珠，因此有缘将北宋珍稀币“建国通宝”收入囊中。

　　“建国通宝”钱以前没有人见过，钱谱上也没有著录过，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过“建国”这一年号。据罗伯昭之女罗炯所述，当年有钱贩子将一枚“建国通宝”带到上海，钱币界人士都认为是赝品。随后，这枚钱币又被钱贩子带到了北方。只见过“建国通宝”拓片的罗伯昭经过仔细研究，却认定那是个宝贝，派人拿着十两黄金追到北方，将这枚钱币买下。

　　罗伯昭不光有实战经验，理论水平也很高。在日日与“建国通宝”的摩挲中，罗伯昭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曾在《泉币》第七期发表过《建国通宝钱考》一文，阐述他经过研究发现，宋徽宗曾有过“建中靖国”年号，但时间也就是两三个月。至于钱币为何取“建中靖国”年号中首尾两字，罗伯昭认为这应该与当时的避讳有关：若取前两字“建中”组成“建中通宝”，与唐德宗时期的钱文相重；而若取“靖国”，徽宗当认为此二字不足以概括“建中靖国”四字之意，所以取首尾两字，是理所当然的了。“建国通宝”极为珍稀，存世量不超过10枚，因此称其为北宋第一珍稀币也不为过。

　　而在罗伯昭浩瀚的藏品中，他一直将“新币十一铢”视为第一大珍品。当代钱币学家马定祥之子马传德曾撰文回忆了这枚古钱的曲折收藏经历。上世纪40年代初，一枚“新币十一铢”在北方被发现，当时泉坛对此众说纷纭、真伪莫辨。由于泉界元老张絅伯、郑家相两位先生均对该币持质疑否定态度，以致这枚索价昂贵的“新币十一铢”，在京地成了无人问津之物。1943年冬，马定祥在北京琉璃厂拜访了“新币十一铢”的物主李庆裕，亲眼见到了那枚颇有争议的“新币十一铢”实物。“此钱为王莽所铸，是一枚毋庸置疑的创见珍品。”下此论断的马定祥以十一两黄金买下了。返沪后马定祥向罗伯昭推荐了这枚被冷落两三年之久的珍钱。罗伯昭看了“新币十一铢”，同样爱不释手，决然用巨金购下这枚稀世孤品。

　　1957年，罗伯昭将珍藏的“新币十一铢”等万余枚钱币捐给了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1962年，他又将珍藏的另一批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余之志愿，再期十年收集，十年作谱，谱录既成，然后以全部藏泉，公诸邦国，海内贤俊幸赐教焉！”罗伯昭不但捐献个人珍藏，还时刻留心新出文物的情况，多次向博物馆提供文物线索，并第一时间收购珍品。